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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升學、就業看實施素質教育的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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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應當包括大學教育在內。中小學階段的基礎教育和大學階段的專業教育在培養什么人和怎么培養人的問題上各有其特點,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拷問了大學素質教育。強調以培育大學生的“學業成功、就業成功、創業成功、事業成功”的素質為目標的“成功素質教育”模式是大學推行素質教育的理念創新與有益的實踐。

    關鍵詞:高等教育  素質教育

     

    “全面實施素質教育”—— 是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關于優先發展教育一章中開篇第一句話。怎樣理解“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最近胡錦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的34次集體學習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核心主要是解決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的重大問題,這應成為教育工作的主題”。當然“培養什么人”的問題有兩個含義:一是以什么人為培養對象;二是將培養對象培養成什么樣的人?這里的總目標主要把教育對象培養成“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是從教育活動的總體上來說的。接著而來的問題就是對于不同的培養對象及其培養目標,要采取不同的培養方式方法和抓住各自在培養過程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采取相應的對策以實現總體目標,這就是怎樣培養人的問題。如果我們把普通的國民教育簡化為兩大學段,那就是中小學階段的基礎教育和大學階段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以培養高層次專門人才為目標的,所以它是專業教育。無論作為國民教育總體構成的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有一個“培養什么人和怎樣培養人”的問題,所以都應該實施素質教育。從“十一·五”規劃的文字表述而言,似乎沒有明確地提到高校也要推行素質教育,但是在該章的第三節就以“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為題作出了表述,而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說到底還是大學生的素質問題。

     “素質教育”一詞,頗具中國特色,它的提出既具有中國歷史文化深沉的影響,更有當時的現實需要。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基礎教育已受到“應試教育傾向”的嚴重困擾,素質教育作為對策而提出來并以此作為“科教興國”大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而見諸中央政策性文件。然而作為教育政策,當時主要針對的是中小學階段的基礎教育而言的。時任中央領導的李嵐清同志在19964月的一次訪談中說到:“素質教育體現了基礎教育的本質”,這一表述在實際上似乎就把素質教育定位于中小學階段。因為作為高等教育是專業教育,當時高等教育主要質量問題并不在于應試教育的困擾而在于如何做到“理論聯系實際”的問題。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是當時高教中的突出問題。當然應試教育也有理論脫離實際之弊端,但兩者性質是不同的,應試教育的性質是“教學為了應試”,是教育手段對目的的異化。而理論脫離實際問題的性質是“教學為了應用”,是教育目的的實現程度問題,“應試”與“應用”兩詞一字之差,但性質迥異,但這是形成人們對素質教育含義理解差別的歷史原因。今天我們在學習了胡錦濤同志講話“培養什么人”和“怎樣培養人”是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核心問題、是教育工作的主題的精神之后,就更明白了在大學階段也應當全面實施素質教育,這也是高等教育或者專業教育工作的當然主題。

    首先,由于中小學的教育屬于基礎教育,大學(含高職及中專)教育屬于專業教育。它們的培養什么人的目標和怎么培養的方式方法均有不同。從而它們在實施素質教育過程中發生的主要問題和傾向也不同,當然應當采取的對策也應有所不同,這是我們需要研究的實際問題。在基礎教育階段實施素質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什么,這可以從教育部周濟部長最近對報界的談話中得以表明。他說:“應試教育傾向還沒有從整體上改變”,“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從整體說依然步履維艱,任重道遠。”周濟還指出了實施素質教育需要解決四大難題,一是推進素質教育的外部環境和條件有待進一步改善。這里主要是指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一些制約素質教育推行的體制性障礙問題;二是推進素質教育的體制和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這里主要是指沒有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政策體制;三是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依法行政的力度需進一步加強;四是是廣大校長、教師推進素質教育的思想和能力還要進一步加強。周濟談話中所列舉的問題大都針對中小學而言。因而可以認為現在基礎教育階段實施素質教育的主要困擾還是應試教育傾向問題。周濟所論及推進素質教育需要解決的四大難題對于基礎教育階段來說解決起來難度很大,所以說“步履維艱,任重道遠”甚為恰當。然而這四大難題對于作為專業教育的大學階段而言其難度是不相同的,有的甚至還是一定的“機遇”。所以周濟對推行素質教育的談話雖針對中小學階段而說,對大學階段仍有很大啟發意義。

    “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是大學素質教育目的所在,F在大學階段推行素質教育存在的問題突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側重于專業素質教育而忽視非專業素質教育,特別表現在思想素質和心理素質方面;其二,即使在專業素質教育方面側重于理論而忽視實踐,如大學生的實踐能力素質有明顯缺陷。以上問題已成為教育界的普遍共識。如2004年武漢大學對其大學畢業生質量問題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抽樣調查,調查表明社會各界對武漢大學畢業生專業素質尤其是專業知識和專業理論很少有不好的反映,而認為其中很多畢業生的敬業精神、合作精神、文明修養、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計算機使用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學術視野、外語水平、身體素質是“相對不足”,創新能力、科研能力、寫作能力、心理素質、自知之明是“絕對不足”。這些不足也就是胡錦濤同志講話中要求要“激發”和“提高”學生素質的內容,相對專業素質而言我們可稱之為“非專業素質”?梢姶髮W階段作為素質教育的問題雖然有“老”的質量問題即“理論聯系實際”不夠,更有“新”的明顯的缺陷——非專業素質明顯不足的困擾。說到底教育的質量問題就是兩個教育階段相比較后突顯出來的各自在實現素質教育中所存在的最現實的共性問題。

    其次,兩個教育階段教育活動各有其特殊的性質(指“教育目標”),中小學階段是基礎教育,其現實性的目標是“升學”,而大學教育是“專業教育”,其現實性的目標是“就業”,從而決定這兩者的“出口導向”是不同的。只要基礎教育的“出口”主要是升學,在升學的優質教育資源又嚴重供給不足時,升學機制必然就是“分數擇優”。而“分數”唯一可作客觀量化考核的既不是學生的“品行”素質,更不是“能力”素質,而只可能是“知識”,尤其是反映“書本知識”的“考分”。社會公眾即使在理性上認識到素質教育的重要性,但在情感上仍然會支持應試教育。因此,當基礎教育的出口導向以“升學”為主導,而升學所需要的優質教育資源又十分不足時,要從整體上改變應試教育傾向則“步履艱難,任重道遠”是必然的。

    高等教育的出口導向是“就業”,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并正在完善之中。就業的主要機制是通過在人才市場上的“擇優競爭”。這個“優”的標準現在已經不一定是“文憑含金量”的多少(“文憑含金量”的實質還是“考分的高低”的間接表現)。用人單位更重視的是人才的“性價比”,即人才的“有用性”,也就是大學畢業生的素質。這個素質不僅是指知識素質(尤其不是只指書本知識和專業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指應聘者的能力素質和品格素質。在人才市場上的競爭首先是“應聘能力”的競爭,應聘的方式也可能需要“書面應試”,但這種“書面應試”與“高考應試”在內容上大不一樣。“高考應試”主要是對“書本知識”的測試,是“標準化的評價”。而“應聘應試”主要是對“工作能力”的測試和“個性化的評價”。

    兩個不同階段的教育,出口導向不同帶來擇優競爭的性質不同。應試競爭中的優勝者既可能是“高分高能”,也可能是“高分低能”,因為這種競爭主要是知識素質尤其是書本知識和“猜題、押題、解題”的“應試能力”素質的競爭而不是綜合素質的競爭,優勝者雖可獲得了一個優質教育資源的現實機會,然而這個機會只是為將來獲得優質工作崗位創造條件,并不等于就有了優質工作崗位。計劃經濟下也許可能就是這樣,但市場經濟就不一定了。因為以后還要有“應聘競爭”。而應聘競爭中的優勝者,他獲得的雖不是最佳的但可以是滿意的就業機會,有了這個機會也并不一定會成功。但事業成功通常要以就業成功為條件。就業成功者大都有事業成功的可能性,因為應聘競爭是一件綜合素質的競爭,它不僅包括知識,還有能力、品格、方法和觀念各個方面的素質在內的競爭,只有應聘競爭成功者才能獲得事業成功的入門資格,因此我們可以把能成功地通過應聘競爭的優勝者的綜合素質稱之謂“成功素質”。

    綜上所述,大學教育是專業教育,其出口導向是就業,就業競爭是畢業生綜合素質的應聘競爭,競爭的成功者就要有綜合的成功素質,這是市場機制對人力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也就是說為高等教育實施素質教育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在基礎教育實施素質教育的“四大難題”的第一難題,在這里恰巧可能轉化成“機會”。

    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很突出,這一問題就拷問了大學的素質教育。造成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成因有四:一是供需總量“失衡”,供大于求;二是專業“結構失調”,部分專業人才超過實際需要,形成“過剩”;三是人才素質“失當”,理論知識型人才普遍,實際動手型人才緊缺;四是求職就業認識“失誤”。求職者預期太高,不能正視現實。首先從“第一成因”來看。改革開放后的十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大學畢業生還處于“包分配”狀況,總量上求大于供,大學畢業的就業問題是“短缺經濟”,所以也無所謂“質量問題”。既無所謂應試教育問題,也更說不上素質教育問題,最多只是“理論脫離實際的質量問題”而已。但經多年“擴招”以來,不僅總量上供大于求。大學生素質問題也凸顯出來了。擴招的負面作用之一就是質量下降了。如果大學生畢業就業難問題普遍的話,其直接后果是“應聘競爭”更為激烈,勞動力價格下降,甚至出現“零工資就業”和“大學畢業工資不如農民工”。其結果就是用人單位更以“性價比”作為用人的主要依據,更重視“適用人才”和“三得(用得上、養得起、留得。┤瞬”,因而就可能淡化“高學歷”和“名牌”效應。用人講求“有用、適用、實用”是人力資源配置的回歸理性訴求。這必然會推動大學辦學主體的辦學理念、教育模式、評價機制的轉變,更重視大學素質教育的實踐。這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各大學認識到必須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提高型轉變;第二,必須從理論上承認大學也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轉向,如何在實踐上實施素質教育,還要講求實施什么樣的素質教育,以確保自己的畢業生在人才市場上的競爭成功(就業成功);第三,必須推動對各大學辦學效果評價機制的轉變,由過去的多項指標體系的行政性評價逐步向以畢業生的就業率及薪酬水平為主要的市場性評價體系的轉變。同時,“第一成因”還將推動社會公眾尤其是求學主體的升學觀念的轉變從而構成為大學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外部壓力”。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及其工資水平的下跌,必然拷問家長及學生本人不能不考慮教育作為家庭人力資本投資作出理性選擇,諸如有無必要一定要上大學或上什么層次、什么專業的大學,并以什么樣的成本(含機會成本)來上大學。求學主體對教育投資的理性選擇,既有可能緩解“高考”,“升本”的壓力,也有可能推動專業和層次結構的選擇和調整。

    由于以上幾個“轉變”,也為各類性質不同(公辦、民辦)和不同層次的大學辦學主體提供了平等的競爭機會。例如“三本”和高職高專的畢業生,也許其專業素質相對低,但其薪酬、待遇“要價更低”、“自知之明”又較強,對于用人單位來說就是很“值得”的“適用人才”。從而在人才市場上的應聘競爭中容易成功。帶來機會的同時也有挑戰,公辦院校要防止自己為重點院校對其“邊緣化”。而民辦院校的“高價”學費還能維持多久?因此,由于總量失衡引起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其主要后果會向有利于素質教育的推行和應試教育被淡化的方面傾斜。

    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提出了在高等教育階段實施什么樣的素質教育問題。由于大學教育是以培養高層次專業人才為目標,市場機制推動素質教育是否就意味著主要以提高大學生的“專業素質”水平就可以了呢?不是的。大學應當推行什么樣的素質教育,有一種適用于大學階段素質教育新的理念——“成功素質教育”論(見趙作斌:成功素質教育——大學教育理念與模式的新突破!吨袊逃龍蟆2004.9.2)提出了一種有益的見解。這一見解認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這一市場機制結果要求大學素質教育應當符合“社會、時代、市場”三個方面的需要。這就是解決好“培養什么人”的問題。至于“怎樣培養人”的問題,應從大學教育現實中的三個方面著手:

    首先要重視培養大學生“就業成功”的競爭力素質,以解決大學畢業生個體的就業難問題。所謂“就業成功”應包含兩個過程:第一關是“應聘成功”;第二關是“試用適應”。這兩關過了,才算就業成功。而過這兩關所最必要的素質雖以專業素質為基礎,而非專業素質則為成敗關鍵之所在。例如某制藥公司需用制藥研究人員,起碼條件是受過醫學專業教育的人才才能去應聘。然而兩個同校同班專業知識水平又相同的兩同學去應聘競爭,結果其中一人為該公司所錄用,錄用的原因肯定是一方非專業素質強于另一方(如表達能力或對用人方提問的應對能力等等)。而被錄用后在試用期間,關鍵在于能否對該工作崗位(含技術要求及人際關系)的適應。該同學如能虛心好學并善于與同仁溝通和交流,即使藥學知識有些差距,也會很快就能通過自學、求教得到補充,這樣就會適應崗位要求而被“轉正”。這就是“就業成功”。“就業成功”表明對大學畢業生素質的要求就是以專業素質為基礎,非專業素質為關鍵的“兩者相結合”的素質。

    其次,現在大學教育要改進素質教育的方法,重視培養學生“創業成功”的素質,F在高校并非不重視素質教育,然而由于現在大學的教師以及學生幾乎都來源于“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歷史背景,必然帶有“途徑依賴”的思維,于是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其“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素質非常不足。這樣即使這些大學畢業生在就業成功以后,仍難以對其工作有所創新,更難以創業。創新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精神特征,而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又具有互相推動關系,這兩者的結合才促使人們有效的創業以達到“創業成功”。從大學教育而言,重視教育的實驗、實訓、實踐的環節是改變大學教育中造成學生素質中十幾項“相對不足”和“絕對不足”的重要途徑。

    再次,現代大學的素質教育應當提高學生素質結構的層次,以便學生能為其準備好今后人生走上“事業成功”的必要素質。我們一般地強調學生的“德智體美”素質的“全面發展”,只是相對于以培養學生健康的“成長”和“成人”的基礎教育目標以及“做人”的基本素質而言。而高等教育的目標是“高層次專門人才”,“高層次”就意味著“高素質”。這里的“高”的含義有兩層:一是要把素質分成專業素質與非專業素質,共需素質和特需素質。不同的專門人才可能某種特需的素質即專業素質的不同,然而不論其專業素質如何不同均需要有其共同的亦即非專業的素質來支持,如理想、信念、觀念、精神等等屬于“德育”范疇的素質以及知識、能力、方法等等屬于“智育”范疇的素質。對素質的細化和深化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科技迅速發展、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的歷史背景要求;同時“高”素質還有“高成功率”素質的含義在內。高成功率不僅僅取決于其專業知識、專業理論和專業技能水平的高低,而且由于其作為事業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成功還在于非專業素質的高低,這樣培育出來的大學生才可能真正屬于高層次的“成才”和“成功”。

    由此可見,以上這種大學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可以稱之謂“成功素質教育論”。大學階段的學生受到了成功素質的培養,不僅走出校門容易就業成功,以后又便于“創業成功”,最終可以達到符合社會、時代和市場需要的“事業成功”。所以可以認為“成功素質教育”是大學推行素質教育中很有價值的教育理念和辦學模式,是貫徹胡錦濤同志“怎樣培養人”的指示的有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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